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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长华谈周信芳：重聚话今昔
这次，周信芳同志北上来京，大家又得重聚。我由于近来精神体力尚佳，有幸参加了他演剧生活六十年的纪念会，看了或从广播中听了他演的几出好戏，还见他喜收高徒，心里真是甭提多高兴啦！
一个多月前，听说信芳同志要来，我就想起了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我三十岁、他十四岁那年，我们在北京前门外“全聚德”吃饭时，曾经有过一约：如果有缘，几十年后在此重聚。不想，五十四年前的约会，就在他这次来京的第三天（十二月十日）圆上了。这天，他欣然前来践约。以前听说他眼疾未愈，一直挂念于怀，今日见他身体康健、精神抖擞，颇感欣慰。雷喜福同志也被我邀来作陪，他们发友重聚，不禁追述起许多往事，也引起了我的一片回忆：
《华丽缘》周信芳饰皇甫少华
说来话长，那是一九〇七年的夏历正月，十八、十九两天，“喜连成”科班应下了两场堂会，头天是“整包”（全班演员到齐），馆子（即剧场，当时在广和楼）的戏就回了二天，本家儿又要“全包带灯儿”（即“整包”日夜连演）。馆子方面怕影响了生意，坚不允许，只好“分包赶场”（即一个班分在两处同时演出）。当时“喜连成”刚刚出台，所会剧目不多，强勉着分包演出。可是，这下子，馆子的座儿就掉下来了。自那天起，上座是每况愈下。几个管事人就商议向外邀角，以挽回颓势。
恰巧，茹莱卿（茹富兰之祖父，工武生）前来串门，他建言说：“可有一个好的呀！听说会四十多出戏呢！已经从上海到了天津了，你们赶紧去邀，不可错过机会！”管事人当即核计，就在当年开春从天津把这个人邀到了北京这人就是五十四年前的“麒麟童”。与此同时，又邀进了梅兰芳、小穆子（董歧山，净）、曹小凤（旦）等，海报一出，连卖满堂。当时信芳同志是文武全演，文戏中唱工戏如《让成都》《红鬃烈马》，做工戏如《滚钉板》《问樵闹府》，念工戏如《六部大审》，武戏中如《连环套》《独木关》等，演来无不受到观众的盛赞。而且还能演老旦，我就曾陪他唱过钓金龟，他的康氏，我的张义。
当时最“红”的戏，莫过于《戏迷传》了。他饰戏迷，我前演大夫，后赶县官。戏里要串十几出戏，每换一出时，台下都是一场哄堂大笑。信芳同志要学好几个行当的好几派的唱法，真可谓多才多艺。从上面这些，使我想到信芳同志小时候的戏路子就宽，有多方面的基础，这与今天的成就不无关系。当时观众之盛，台下池座中要加四道凳子，楼上的官座八个要分成十个。茹莱卿说：“如何？我的眼力不差吧！”在北京的时候，信芳同志虽然年轻，可从不贪玩，每天除了演出、排戏、吃饭之外，总是以书为伴，手不释卷。那会儿，戏界的小孩，简直就没有不贪玩淘气的，象他这样的非常少见。茹莱卿又说：“不贪玩，有心胸，如此少年，将来必成有用之材。”他上台也从不偷懒懈怠，总是一团精神，全神贯注。尤其叫人佩服的是，他在台上最“开窍”，能保着同场的配角，遇到有人错念了或少念了词句，他都能不慌不忙，不动声色地为之弥补、遮掩，补填漏洞，瞒过观众的耳目，保全住戏的完整。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能有这个样的火候，实在难得。所以，“喜连成”的学生与他同台演戏，我们这些做教师的都能放下心来，常为信芳同志的灵活应变而赞叹。信芳同志在后台也最守规则，每天都是按照戏码儿的前后，准时到后台，按时扮戏，从不误场，遇到“分包赶场”也是一样，演完戏，也不多事逗留。台上台下，没有让人说出过一句“不是”来。
《满清三百年》周信芳饰多尔衮
当时，外邀的童伶，每天总要唱三个码儿，这样便为本科学生匀出了学戏用功的时间。在此期间喜连成的学生又排出了不少剧目，前台的生意得以起死回生，又缓了起来。这次加兵添将，确为“喜连成”助力不小，这里面有信芳同志一份力量。不然，要是一蹶不振，“喜连成”科班很可能有惨遭断气之危。因为当时的东家是一个赚钱有他，赔钱就不干了的人物。……
当年交秋，信芳同志期满回南。“全聚德”之约，就是那年他登程之前所订。驹光如驶，转瞬不觉五十四年。如今，信芳同志的艺术已然蜚声中外，成就一代大师，政治上更成为一员共产主义革命战士，果成戏曲事业中的一支砥柱。茹老之言，诚不谬矣！
谈到信芳同志的艺术，他在少年时期，风格和味道就异于一般，开始孕育着今天所形成的这种沉厚敦实、清晰明快和凝炼丰满的风格的萌芽。当时正是清王朝面临垂危之时，京剧艺术从鼎盛时代开始折向下坡路。观众“听”戏的风气很盛，有些演员受那种风气所影响，光在“唱”的滋滋味味上去追求，不太注意全面发展。那时，内行中有人就说信芳同志的表演“过火”。仔细分析起来，这种所谓的“过火”，正说明信芳同志从艺术上奠基的少年时代就没有只停留于“唱”戏上，而懂得“演”戏。所以茹莱卿又说：“过火？让他们学去吧！”意思是说：这种“过火”正是有些演员所做不到的。发展到今天，就很清楚了，正因为他是全面地掌握了唱、念、做、舞的各功技艺，善于结合不同的人物性格而加以运用，所以才创造出了许许多多各具性格，而非千人一面的形象。像这次看到的《打渔杀家》，他所演的萧恩决不是一个退归河下、消磨余生的隐士，而是一个饱经忧患、壮心未已的英雄。萧恩在公堂上受责回来，在“乱锤”锣鼓中，满怀气恨，步履踉跄而上，走至台中，跌步后，又一个“抢背”，“洒头”后开唱：“骂一声狗赃官心肠太狠……”唱得斩钉截铁、字字有力，不耍腔儿，不卖味儿，渲泄了人物的一腔怒火。随后咬紧牙关，忍痛振身而起，在“扭丝”中，挺胸拔步走半个圆场，步法中带着一种忍疼痛、强挣扎、挺得住的刚劲儿和硬劲儿，正是此人此时此地所应当出现的几步走儿，有真有美，难学难仿，让台下人不禁喊出：“嘿！是这几步走儿！”这一连串的唱、做、舞揉合在一起，完整地演出了萧恩对赃官和地主的切齿之恨，而膛子里又蕴藏着一股复仇的心劲，好像让人听见了萧恩以蔑视的口吻在说：“这还能要我的命！”有力地表现了人物的刚强志向，英雄气概。戏很足，而且里面有骨头。
梅兰芳、周信芳之《打渔杀家》
这次看了信芳同志在新作《义责王魁》中，创造的正义、善良、忠诚、鲠直的老王中这个人物，也给我留下了久久难忘的印象。王中斥责丧尽良心、忘恩负义的王魁的那段念白，念得清楚有力，沉重不飘，唇齿喉舌咬字分明，气口、尺寸掌握准确，充分表达了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王中向王魁陈说道理，起初口吻温和，不是疾言厉色的训斥，而是苦口婆心地婉劝，想劝得王魁的回心转意。后来，听到王魁说寄出的信柬乃是一纸休书，又听到他说敫桂英是青楼妓女，不配充当状元夫人，还骂自己是“老奴才”，这才激起了他的一腔怒火，对王魁这才一眼识透，兜着底儿地痛责了一顿，最后气愤而去。这一大段中间，信芳同志在神态、语调、尺寸的变化中，都恰如其分地掌握住了他和王魁间的主仆关系，毫无“一道汤”之弊，尤其是念到“我人是奴才，心却不是奴才”时，字字铿锵，确有千斤之重，能够深深动撼人心，让观众感到骂得有劲、骂得痛快。
信芳同志在每出戏里的表演，都有独到之处。这是因为他能够认真继承传统，善于分辨精粗，加以取舍，而后发展；更善于揣摩、勤于琢磨，力求精进，永无辍止；在创新之中，也不是胡找俏头，外道添魔，而是通情达理，恰到好处。
这次，信芳同志在京又喜收了几位高徒，把他精湛的艺术向壮年和青年一代传授，这种“传道”的精神，令人感佩。小孙润增，也在前年拜入了周氏门墙，得此良师，真乃三生有幸。润增常说：周老师对他们总是循循善诱地教导，学戏入步的门道都一一指示明白，戏中的一招一式都说得清清楚楚。要求他们要明戏情、讲戏理，有规格、能“归工”。今天，信芳同志和许多有造诣的艺术前辈都无私地把他们的艺术全盘地向下一代传授，打破门户之见，不计地域之隔，天下一家，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前进。如去年盖五先生（叫天）也曾不辞劳苦，千里来京，课徒授艺。青年们得此名师，真是福气不浅！
我认为要做真正的麒派传人，不仅要学习周老师在台上的艺术，更应该学习他的为人。他坚持真理，在旧社会里，对敌人不畏惧不妥协，敢于斗争。对于同行、朋友却是团结互助，讲究义气，如因他曾在“喜连成”搭过班，后来凡是喜（富）连成出科的学生去到上海，总是以师兄弟之礼相待，关照备至。在新社会，他更是一心向党，永远力争上游。在业务上，他勤修苦练、自强不息的好学精神，忠于艺术事业的严肃态度，更值得学习。在生活上，他守身如玉，调理有法。信芳同志今天的卓越成就，正是他的思想、艺术、文化和生活各方面修养的总和相辅相成的。如果只学他台上的艺术成果绝对成不了真正的麒派传人。
一九六二年
（《萧长华戏曲谈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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